■受访者：荒 林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国女性主义》主编

□采访者：张春海 本报记者

女性主义映照下的女性写作

《出版商务周报》：从上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第二性》等书的翻译引进，女性主义传入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的思潮对一些主要的女作家如王安忆、张洁、残雪等人的创作是否都有所影响？

荒林：国际女性主义学术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的时候，女性主义学术涌入。当时，我们当作通俗读物读的和片断性的学术成果其实都是优秀的学术成果，都被翻译过来，产生了经验碰撞；改革开放之后男女的竞争很激烈，很需要解释女性面对的问题。诸多情况相加，使女性主义在中国很有学术土壤，在现实中也就产生了女性主义的学术人物。

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写作和女性主义学术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这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和女性的处境有相关之处。改革开放之前，至少男女在法律上、表面上是平等的，没有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让女人“回家”的说法。这种说法，表明当时男女竞争很激烈，男人不希望女人占有公共空间。而处在这个空间的作家也在思考，以她们的作品比较强烈地反映了中国女性处境的改变。比如张洁，她在小说《方舟》中感慨“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建国之初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时是“男女都一样”。我的朋友，同时也是作家、学者的沈睿说，“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她指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男女不平等状况的严重。女性作家写作与现实有直接的关系，她们开始写作的时候都直接切入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反映了在同一地平线上，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同样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男主人公要去作画家，女主人公要去作导演，前者就想着后者要给他生孩子。女人双重身份的困惑就出现了。要在同一地平线竞争的时候，女人因为要做双重的事，就没有精力了，于是他们最后就分手了。这些是早期作品中女作家表现得很现实的问题。接受女性主义的观点，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多位作家那里都有体现。比如，作家虹影就说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女性主义者”。

对身体写作的误解需要澄清

《出版商务周报》：这种表现于作品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是否与其突破女性的困境有关？

荒林：这种意识和书写不仅仅和她们的困境有关，也与顺境有关，如果完全是困境就不能写了。这种顺境是自由之境，就是女性被抛到一个空间，不能再是过去的样子，将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需要自己来决定，但是社会竞争很激烈。不能回到过去的角色，新的角色又没有找到，既是一种困境，又是一次机遇，也是挑战。她们要亲历传统的角色蜕变，又渴望未来，建构未来的角色，这个时候写作的高峰就可能到来。写作是在想象怎么办，这种想象和思索也是个体写作的动力。每位女作家都在思索类似的问题，或者是共同的际遇、不同的想象，导致了女性作家的群体性。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男性一直在言说，话语自身有逻辑，可以再生。而女性的写作就是在争取话语权，在表达过程中获取力量，她们过去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在话语方面可参照的很少。这也是为什么女性经常回到身体的写作，因为身体是她们提取话语的唯一的源头：只有身体和男性不一样而且可以自己参照。

《出版商务周报》：有些批评认为这种身体写作退回到身体，使写作本身狭窄了。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荒林：我不赞同“退回身体”这样的说法，而用“回到身体”。写作不存在大空间、小空间的界定、高下区分。只要成为文学事件，就是大事情。比如惠特曼用诗歌书写美国的精神，他可以走遍美国大地，诗中的草叶遍布美国大地；而与他同时代的女诗人狄金森，从没出过自己的家门，写的诗都放进自己抽屉里，题材都非常小，灵魂有自己的空间，也是非常小的，但是她可以说“我的灵魂是片海”。不因为她写小事件其作品的意义就小。她的作品和惠特曼同样伟大。文学与社会学毕竟不同，不是关心宏大的事情，就是伟大的作家，反之就是渺小的作家。

1 2